第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本·阿弗莱克导演的《逃离德黑兰》接连斩获最佳剪辑、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当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揭晓时，当时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借助视频连线，“现身”典礼现场，揭晓了这部电影就是最佳影片奖。
奥斯卡评选的“娱乐政治”，被评论认为：折射出美国经济霸权衍生的文化霸权。随后伊朗电视台站出来，指责这部电影是在为中情局做“全球广告”，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则认为这部虚构的电影，是受到美国政治驱动的。
对此，本片主演、导演本·阿弗莱克表示：电影只是以历史为“原点”，而非历史本身。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介绍了时代背景，1979年11月4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爆发革命运动。愤怒的伊朗民众冲向了美国大使馆。
伊朗的末代国王巴列维，对内实行高压统治，生活奢靡到了极致。传闻他连午餐，都要动用从巴黎空运。在外交政策上，他却将石油等国家核心资源，交给英、美等国控制，以换取政治支持。
伊朗人民在霍梅尼的领导下，推翻了骄奢淫逸的巴列维王朝。
然而，这位巴列维国王早年由美国人扶持上台的。1979年，美国不顾伊朗的强烈抗议，准许巴列维赴美治病，这被伊朗人民视为逃避审判的行为。
美国此举引发了伊朗人民的强烈不满，一些激进的伊朗学生围困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将大使馆内66名美国外交官扣押为人质，要求将巴列维引渡回国受审。
这就是“伊朗人质事件”，也只是美伊交恶的开端，这场危机持续了整整444天。
然而，其中有6名外交官趁乱侥幸逃脱，躲进了加拿大驻伊朗大使肯·泰勒的宅邸，他们随时搜寻着找到的危险。
为了营救这六个人，美国中情局决定实施计划一个秘密计划。
他们找到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下属的伪装行动部门负责人托尼·门德斯，授权他负责此次“国际大营救”。
在好莱坞化妆师约翰.钱伯斯和电影制片人莱斯特的协助下，门德斯虚构了一部科幻大片《Argo》，并以好莱坞制片人的取景身份前往伊朗实施营救。
他为六名外交官伪造了加拿大护照和身份，将他们伪装成拍摄组成员。
在经历了一波三折，最终带领他们成功登机，逃离了德黑兰。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拍摄了一名摄影记者，他站在高高的树上对付下面暴乱的人群进行俯拍。这种用取景框构图的方式，营造出一种虚实结合的“伪记录片”效果。
在好莱坞电影中，美国凭借其强势的“文化话语权”，常常将其他国家塑造成“特定形象”。在《德黑兰》中，伊朗就被描绘成一个由狂热革命者主导的危险国度、
在电影中，整个伊朗被军事管制下的紧张气氛所笼罩，到处都充斥着暴怒的革命者和情绪激动平民，似乎所有人都处于躁动的气息中。
从不同的历史视角来看，“伊朗人质危机”的根源，比电影呈现的更加复杂。
许多观点认为，事件的起因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扶持巴列维政权，并深度介入伊朗石油事务，这才引发了伊朗国内强烈的反美情绪。
一些人认为，如果不是美国横加干涉就不会引起伊朗的民愤，所以人质危机完全是美国自食其果的历史事件。
然而，本片导演阿弗莱克，在大学时主修的就是中东问题。他很聪明地把这次人质危机事件从历史中剥离出来。
不讲前因，不讲恶果，将整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一笔带过，将所有的责任推给巴列维，把美国人包装成无辜的受害者。在真实的历史上，在这次事件，因为伊朗革命的根源就是美国管控伊朗的石油资源、企图巩固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地位。
当镜头从阴霾的德黑兰，无奈的白宫，转向洛杉矶时，影片的叙事节奏、影调、音乐一下子就轻松明快起来。如同一缕阳光，扫清了所有的阴霾。
影片的核心叙事一直都在暗示：美国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美国公民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
当躲藏在加拿大大使府邸的六名美国外交官面临随时被发现的危急情况时，美国上下都在关注他们的安危，白宫提出各种营救方案，在分析和讨论后，最终门德斯的好莱坞方案被批准。
在《逃离德黑兰》中，门德斯被刻画成如同救世主一样的英雄人物。就像影片中呈现的，阿尔戈号营救计划的难度太高，很难实现，连门德斯自己也认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尽管任务异常艰巨，他毅然勇敢接受，不顾危险只身前往危机四伏的伊朗。
可当任务进行一半的时候，上级突然提出取消门德斯的好莱坞营救计划。因为美国政府担心行动失败会影响总统竞选，转而安排危险性更大却政治正确的三角洲部队武装突袭。
在这个重要的抉择中，一个的英雄形象便应运而生了。考虑到身上肩负着六名人质的生死命运，门德斯做出违背上级的命令的决定，私自继续执行计划。
计划实施过程中可当卡特总统得知门德斯私自决定继续行动，竟然没有一丝犹豫，果断迅速地发出了许可的电报。
门德斯向制片人李斯特求助，李斯特因计划难度过高对好莱坞方案嗤之以鼻，但看到电视新闻里伊斯兰革命的熊熊烈火在炽热燃烧、个个生命危在旦夕，他立即改变主意，同意为门德斯提供免费帮助。在经历数次困难和惊险之后，门德斯终于把这六个人成功营救出来。
这一切都为了证明一个虚妄的事实，美国是最“民主”的政治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度中，人的生命被保护，自由、民主、人权被尊重，自主、自立及自信的独立精神被鼓舞。
导演借电影宣扬了美国的精神和价值观，暗示美国价值观具有普世性，这是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连在一起的。
这部电影虽然拿下了奥斯卡奖，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是不容置疑的。马克·里杰克就是当年被救出的六名人质之一，他在看过《逃离德黑兰》之后，认为电影虚构的成分太多。
他们六个人分别居住在大使肯·泰勒和另一名大使约翰·谢尔顿，两个人的家中，他们也并不是在电影中不能外出。相反，他们可以随意在院子、花园中散步。
电影结尾处在飞机跑道上的激烈枪战，伊朗武装人员阻止他们起飞，都是子虚乌有的。
最真实的，其实就是中情局杜撰出一部不存在的科幻片《Argo》，将他们六个人乔装成电影工作人员。
中情局帮他们做了6本加拿大护照，他们轻易地离开了德黑兰。
颇为戏剧性的一幕，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未能在任期内妥善解决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导致他的总统竞选中败选。
剩下的50多名没有跑出来的人质，在被扣押了444天之后，于1981年里根总统就职当日获释，卸任总统的卡特作为特使前往德国迎接了他们。
卡特本人在看完电影之后，点出了电影与历史的重要区别：真正帮助那6个人逃出伊朗的，是那6本加拿大护照。加拿大法律严禁造假，为了这次事件，加拿大议会还召开了二战以来的首次紧急秘密会议，决定破例签发那6本假护照。
美国学者约翰.耶马曾公开指出，美国真正的“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
从《逃离德黑兰》这部电影和历史来看，美国在追求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更是煞费苦心地扩大其文化影响。
美国通过电影以及大众的传播方式，进行文化倾销，潜移默化地用自己的社会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文化消费的倾向。 好莱坞电影产业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国家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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